12月11日，由天美影视主办，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、北京作家协会共同承办的“从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到《国宝》——《国宝》对谈活动”，在市文联艺术工坊举办。
本期艺苑沙龙活动，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担任主讲人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、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施战军担任与谈人，同时邀请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纳杨担任学术主持人，共同探讨国家记忆与文学表达的多重维度。市文联副主席马国颖出席活动。
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
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、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施战军
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纳杨
文物作为叙事媒介：触碰民族文化根脉的精神旅程
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价值阐述，他指出：“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，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，它们是历朝历代的结晶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。”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，正是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，先辈们为守护这份物证所进行的壮举。书写文物南迁的故事，本质上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。
施战军则进一步升华了“国宝”二字的含义。他认为：“书名之所以叫《国宝》，不仅仅是指古物，更多的是指中国人、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以及在抗战背景下中国的普通民众，他们都是国宝。”这一解读将叙事从“物”延伸至“人”，揭示了《国宝》更深层的创作意图。文物是载体，而守护文物的人所展现的精神、气节与韧性，才是民族真正的无价之宝。
纳杨补充道，文物承载的不仅是个人情感，更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。她以青铜器为例，说明观看文物能让人穿越时空，感受到古人对天地的认知。这使得《国宝》的叙事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复述，而成为一场引领读者触碰民族文化根脉的精神旅程。
《国宝》中的历史重构与文学想象：那些有气性、有韧劲的中国人
从非虚构文学作品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到长篇历史小说《国宝》，祝勇创作的转变在于文学性的注入与历史的重构。如何将浩繁、确凿的史实转化为打动人心的人物故事，是他面临的挑战。
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：“这个题太大，有无从下手的感觉。”他的解决之道，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，将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推至前台。他借鉴了《四世同堂》等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，认为成功的艺术作品，都是通过小人物、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、大时代。为此，他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了人物小传，以确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，每个人物的画像、成长轨迹都清晰可见。
施战军高度评价了这一文学化处理，他指出，《故宫文物南迁》中的史实“都活在了长篇小说《国宝》里”。文学化其实就是人生化、命运化、审美化，他生动地描述：“每一个文物、和文物连带着的专家、周边的人、家属等等，都是带着表情、带着体温、带着血肉的，文物也因此有了自己的血肉。”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并非符号化、脸谱化的，是各有“一股劲”的人物群像。
《国宝》的当代意义：
国家记忆与个人命运的交织
祝勇表示，在那个国势衰微、甚至有人怀疑自身文明的战争年代，以主角那文松为代表的故宫人，始终相信抗战能够最终胜利，而中华文化始终是我们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后盾。他塑造的石不言，以“你知道李白吗？”反问日本侵略者，继而背诵了一段李白的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，从容就义，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文化蔑视。他认为，拥有这种文化力量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。
施战军认为故事虽然讲的是过去的历史，但其实处处都有当代。他总结了作品的当代意义：其一，珍惜胜利，珍惜和平；其二，守护文化，文化是识别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强大力量的标识。泱泱大国、浩浩荡荡的文化存留，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歌唱；其三，致力复兴，历经战火与劫难的中华文明，其伟大复兴的核心正在于文化复兴。
纳杨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阐释，传统文化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精神基因，无论是否饱读诗书，它潜藏在代代相传的家风与日常浸润中，塑造着我们共同的品格与模样，成为血脉深处不可磨灭的文明烙印。
在互动交流环节中，三位学者就读者提出的作品改编、创作方法等问题，做出了真诚而富有深度的解答，使对谈成为一场对于历史、文学与传承的共同探索。
小说《国宝》通过将国家记忆熔铸于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之中，成功地让那段峥嵘岁月穿越时空，在读者心中激荡起对于文化、家园、命运与精神的回响。
